文
杨绚然
编辑
田甜
图片来源
旅悦集团提供
事实上，年，已有不少人开始从民宿行业离场。
在民宿圈，乡村民宿一直被从业者视为“正统”，城市民宿多少有点被“嫌弃”。“但其实它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在小猪短租工作的王珂告诉创业邦。
无论城市民宿还是乡村民宿，年起，身处其中的人开始感受到煎熬，直观感觉是，大量民宿主涌入，租金成本不断飙升，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突然袭来的疫情又给民宿主们敲了一记闷棍，有的人不知所措，想要快速找到出口逃离。
但有的民宿从业者没有那么悲观，他们认为某些地区民宿出现了过剩状态，在他们看来是行业发展的自然规律。
“不可能所有生意一直是供不应求状态，民宿发展到一个巅峰期后，进入了平稳期，也算不上下滑，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了。”民宿经营者章雷向创业邦表示，“整个消费市场没有萎缩，需求一直在变大，如果做得好是能够切到蛋糕的。”
疫情下停滞状态中民宿能否熬到复苏，更多考验的是“个人体质”。
乡村民宿等待复苏
章雷所在公司是浙江德清县三林村万鸟园景区运营方，这是个企业与政府合资运营的乡建项目。景区内有两栋名为“大湖原舍”的民宿，共26间客房，房价在～元不等。
2月22日是章雷团队疫情后复工的第一天，虽然没有客人，章雷仍旧减缓了几分焦虑。
大湖原舍是德清东部第一家民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章雷告诉创业邦，民宿筹备时，还招聘不到有相关经验的工作人员，只能自己慢慢培养，如今民宿慢慢走上正轨，工作人员越来越熟练，他担心如果不复工，自己辛苦培养起来的员工将要去投奔他人。
“我们预计至少要等两个月，可能要到5月份，疫情带来的影响才会有所缓解。”章雷对疫情影响预期并不乐观。这家开业只有一年多的民宿，整体投入超过千万，如今现金流只够维持两个月，团队还背着多万元贷款。
除了浙江，章雷所在公司还在福建培田多年的客家古村落里运营着另外两套民宿，目前处在停业状态。
章雷说，在多地乡村，民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当时章雷和团队在探讨一个问题，政府把大笔财政支出投入乡村振兴，但这些投入实际上已变成沉没成本。它改善了乡村环境，还能否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否则政府也不可能无底洞地投入下去。这是章雷和他的小伙伴成立大湖原舍的初衷。
于是，这支由大学教授、景观规划师、公益人士等角色组成的乡建团队，成员间达成共识，进军民宿行业。
但章雷认为这一行为有冒险之处。年大湖原舍整体入住率不到40%，所得收入为万元，由于投入了大量自有资金进行外围配套建设，计算下来，平均一个月还亏了10万元。
除了住宿以外，章雷团队还为用户设计了划船、农耕、手工等体验项目，比如三林盛产桑蚕，消费者可自制桑蚕抱枕。依托当地白鹭景观，他们还设计了观鸟课程，定价在多元。
近两年来，民宿行业整体入住率偏低，利润微薄，各家都在寻求突破，建立文旅小镇是另一条出路。
在莫干山，千里走单骑联合多家民宿打造了16个住宿产品，还建立了3个展厅区域，包括一间小型艺术展厅、驻留艺术家及匠人的工作室、多功能会议团建区域等。这样做是为了延长用户在当地的驻留时间，增添度假趣味性，还可统一物业，统一招商和宣传。
但想要做到理想状态不容易。一位曾参与过民宿集群建设的民宿品牌创始人向创业邦表示：“各民宿主之间如何分工，甚至谁家占去更有利的位置，这些问题时常产生纠纷，项目推进缓慢。”
疫情无疑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更加艰难。
城市民宿转长租，乡村民宿搞预售
在城市，疫情发生后不少民宿主开始尝试长租，以此降低经营风险。
在北京工作的大奥歌于年进入民宿行业，巅峰时期兼职经营着20多家民宿，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年，大奥歌经营一间民宿月收入就高达1万多元，这几年营收每况愈下，年月收入降至0多元。他陆续出手了几套房子，只留下了十来间。
年春节前，大奥歌的房间已全部预定完，本想开心过个年，结果陆续收到了退订信息。他索性在其中一套平米的民宿里住了几天，那套房间的房价最高可达到1多元。
”我总共损失了十几万。”大奥歌说。
他和几个民宿房东抱团自救，认为转长租可能是较好的出路。无奈春节前后，民宿入住率基本在90%以上，长租却是一年中淡季的时候。
他们想到了与中介合作，但很快发现此路不通。一方面，民宿主大多数是二房东，中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介平台并不重视民宿主；另一方面，如果房子让像自如这样的长租品牌来收，价格会被压低，民宿主不能接受，另外疫情期间小区封闭，客户也无法上门看房。
很快大奥歌发现，